北大排查网瘾学生是管制思维重现

　　近日，北大多名学生反映，校方提出“网络与大学生健康成长”项目，要求对网络成瘾的同学进行排查，该项目还给出了排查名额。去年，媒体曝出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“会商制度”，针对包括思想偏激的十类学生，遭到质疑。此次事件让学生质疑“会商制度”重现。(5月15日 《法制晚报》)

　　学生们的质疑并非全无道理，当年曾喧嚣一时的北大“会商制度”的十类学生中，就确有“网络成瘾”这一项。事实上，“会商制度”真正让人感到忧心的，是大学对于学生的这种管制思维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即便排查网瘾学生并非校方有意重现“会商制度”，其在行为逻辑上也是相通的，那就是将学生视作接受管理的个体，而不是需要受到尊重的人。当下对于“网瘾”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，按照通行的心理学定义，至少也应该类似患者对于所谓的“网瘾”感到痛苦，又无力自拔那样吧。假如说学校要为这些人提供接受帮助的条件，那也未尝不可，这也算是学校应该有的一种服务思维，但若是还要“排查”一番，实在是对“服务学生”的一种莫大讽刺了。

　　毋庸讳言，正是因为管制思维的作怪，才会出现“帮助”学生还要派发名额的咄咄怪事。或许，在一些以管制为思维方式的地方，派发名额是见怪不怪的，但是，当这一切发生在以“兼容并蓄”为优良传统的北大里，就显得分外刺眼了。(推荐阅读：浅析网瘾带来的问题及解决办法)

　　其实，这又何尝只是北大一校的问题呢?最近，一位正在读大学的朋友向笔者抱怨，因为学校与某企业合办了一场演出，就要求学生们必须全员出席，让好端端的一场演出变成了被强迫的任务。如此事例，在如今的大学中不胜枚举，这便是典型的管制思维。因为学校办演出的目的如果是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玩得开心，就应该给学生以自愿选择的自由，而不是强迫学生去履行学校的安排。而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的却是学生的个人意愿被不断弱化，甚至完全屈从于学校的管制之下，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大学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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